1925年，為抵制日本水泥的惡性傾銷，國產“象牌”水泥（上海水泥廠）聯合“馬牌”水泥（唐山啟新洋灰廠）大戰日本龍牌水泥，經過幾個回合的激烈較量，在借助“抵制日貨、倡導國貨”的愛國風潮中，強勢的日資龍牌水泥羽鎩而歸。這一段轟轟烈烈的水泥“抗日戰爭”也成為后人的佳話。

1914年，劉公誠就誕生在上海一個“誰若在當時不知道劉鴻生，等于法國人不知道拿破侖”的名聲顯赫之家，劉公誠原名劉念悌，劉鴻生的第六子。父親劉鴻生是民國時期上海十里洋場數一數二的大富商，上海水泥廠就是他父親創辦的。劉鴻生一生涉足十幾個行業，被譽為當時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紡織業”、“水泥大王”，名動全國。

民國時期，劉鴻生創辦的宏大家業托起了一個闊綽的家庭，占地15畝的劉氏花園別墅內，傭人成群，保鏢相隨；家人購物不去一般商店，定期到供應歐美商品的永安公司，每當劉家汽車開到永安公司門口時，整個商場的經理和營業員各就各位，專為劉氏一家相迎服務。

從孩提時代起，劉念悌就在專門的家庭教師指導下努力學習，生活上父親絕不允許他浪費奢侈，每月給他1元零用錢，1分不多給，1分不少給；劉念悌的幾個哥哥也大都被送往美英等國留學，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劉家逢年過節都要向社會行善，每到舊歷年末，都要向窮人發粥票，一張票可到慈善機構領一碗白粥喝，小時的劉念悌經常跟著母親出去散發粥票，當劉念悌目睹大批衣衫襤樓的窮苦百姓為一張粥票你爭我奪時，深刻體會到當時社會的不平等和下層人民生活的艱辛，小小的內心里深藏著對窮苦人民的無限同情。

早年嚴格的家庭教育使劉念悌從小養成了誠實、勤奮、正直的品德，而家庭的行善活動更豐滿了他的人生觀，強化了他為國為民的憂國意識，多維的視角在感觸著灰暗的世界。

14歲時，劉念悌進入上海圣約翰大學附中讀高中。當時，該校是上海社會名流和達官顯貴子弟就讀的貴族學校，在這所文化氛圍比較活躍的學校里，劉念悌十分喜愛閱讀鄒韜奮先生主辦的《生活周刊》，深受其影響，萌發出樸實的愛國主義思想，并在學校參加了以愛國、救國為宗旨的《同志合作社》。

在進步書籍的濡染中，劉念悌經常和同學們討論各種救國救民的道路。在討論中，他認為朱德、毛澤東的革命道路能為窮人打天下，可以實現國家民族的富強，與自己愛國救民的愿旨十分契合，由此在年輕的心靈中產生了對朱德和毛澤東的崇敬之情，埋下了走向革命的“種子”。

1931年，劉念悌高中畢業，以優異成績的考入了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開始了他后半生與水泥工業的不解之緣。1935年，劉念悌即將在清華大學畢業時東渡日本，考入日本國立帝國大學進一步深造。

1937年7月7日后，正在日本留學的劉念悌，眼見祖國正在被日軍鐵蹄蹂躪，隨時處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中，劉念悌心急如焚，再也無心留在日本繼續學業，毅然于7月9日匆匆搭船回祖國，準備抗戰衛國。

中學時代，劉念悌就十分關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從日本回國后，他決定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帶著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給周恩來同志開的介紹信，從上海出發經武漢到達西安。半個月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把他送往延安。長途跋涉后，于1937年冬天到達延安。在趕赴延安途中，為表示要以“公誠之心”報效國家，他特地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劉公誠。

劉公誠到達延安后，得到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懷和鼓勵。一個身為大實業家的兒子并在日本留過學的高材生，毅然拋棄優越的家庭生活，不怕艱苦和犧牲，投奔革命，這一義舉在全國抗日青年中產生巨大影響，當時不少青年正是以劉公誠為榜樣走上了革命道路。

劉公誠參加革命后，接受組織安排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赴上海幫助父親劉鴻生擺脫日本人的脅迫和設法購置革命根據地所需的醫療藥品。在日本軍隊侵犯上海的“八一三”戰火中，劉鴻生當時擔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和傷兵救護委員會會長，組織民眾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在前線救護抗日將士。上海淪陷后，劉鴻生的龐大家業無法搬走，他只得和家業一起留在上海。日本軍軍部鑒于劉鴻生在上海工商界的地位和名望，曾數次派人脅迫他擔任偽商會會長，都遭到劉鴻生的嚴情拒絕。就在這危急時刻，1938年年初，劉公誠從延安輾轉香港來到上海，幫助父親于1938年6月逃離上海前往香港，使劉鴻生成功的脫離了險境。在父親的支持下，劉公誠籌得一大批醫藥物品，設法轉運至延安。

從上海返回延安后，劉公誠安排到抗日軍政大學學習軍事，同時給其他學員講授日本概論等課程。1938年，劉公誠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后不久，劉公誠被派往民國政府陪都重慶市工作。此時，父親劉鴻生已由香港轉往重慶，到敵后創辦實業。

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在重慶雖有公開的辦事機構，但其工作仍受到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嚴密監視，不少革命同志受到迫害。在這白色恐怖氛圍下，為方便工作劉公誠在重慶的公開身份是父親所辦工廠的職員，以這樣的身份開展黨組織交辦的各種秘密任務，重慶工作期間，他為剛創辦的延安自然科學院（北京理工大學前身）募得一筆巨款，為革命根據地培養干部和發展科學技術事業做出了重要作用。

1945年，經黨組織批準，在父親安排下，劉公誠赴美國學習化學工程專業技術，并在美國一家水泥公司進修，正式開始了他從事水泥行業的生涯。

1947年，劉公誠在美國學成后回到上海，在父親創辦的華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水泥廠前身，1920年創辦）擔任水泥廠廠長。在這期間，他利用廠長的合法身份和家庭關系，保護了不少上海中共地下工作者，成功地掩護了一大批上海市地下領導人。

中國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后，國民黨軍隊進駐龍華工廠，修筑工事、設崗放哨，企圖負隅頑抗，作垂死掙扎。眼看水泥廠有毀于一旦的危險，劉公誠成立了工廠應變委員會，組織開展護廠工作。當時不少高級職員準備離開工廠，看到劉公誠親自留廠守護，晝夜值班工作，也都受他感染繼續留廠堅守崗位。在劉公誠的諸多努力下，一座完整的現代水泥廠終于獲得了保全，為新生的共和國保存了工業力量。

上海解放后，中共中央黨組織為了便于在工商業界開展統一戰線工作，要求劉公誠繼續保持資本家身份，不公開中共黨員的政治面貌。共和國成立初期，劉公誠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在上海市工商界開展統戰工作，在抗美援朝中，他動員工商界人士捐錢獻物，僅上海水泥業界就捐獻了五架戰斗機；在工廠民主改革運動中，他說服工商業者打消顧慮，積極合作；在工商業改造運動中，動員父親盡早把企業實行公私合營，起帶頭作用。

1日，上海水泥廠公私合營后，他繼任廠長。在此期間，劉公誠研制成功了抗凍性、和易性優良的引氣水泥，首創粉煤灰水泥，使水泥產量提高25～30％，粉煤灰水泥開創了我國利用工業廢渣制造水泥的先例，為中國水泥工業多品種多標號產品結構的形成創造了良好的開端。

1956年，劉公誠在水泥工業研究院創建了中國第一個水泥物化室。他親自動手籌辦儀器設備，建立實驗室，培養各方面人才，規劃學科設置，開辟了硅酸鹽和鋁酸鹽兩大類水泥的理論研究領域，確立了一系列物化測試方法，使物化室在水泥熟料化學和水化化學方面擁有豐富的技術積累。在這基礎上，水泥物化室在改進水泥技術和開發水泥品種方面取得很多科研成果，發明了自應力鋁酸鹽水泥、硫鋁酸鹽水泥和鐵鋁酸鹽水泥，使當時我國在水泥新品種的科學研究領域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1952年，他在上海參加了以工商界人士為主體的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建國會，此后，其公開的身份就是一位民主黨派人士。1956年，劉公誠被調往北京，在建材部水泥工業研究院從事水泥專業工作，調到建材研究院工作后，按國家規定，他在上海水泥廠的工資額可保留，但劉公誠并沒有拿他的保留工資，只領取研究院為他評定的一級工程師級別的工資；并樂于乘公共汽車往返上班，盡量少用單位的小汽車接送。

1956年，父親劉鴻生逝世后，他將20多萬元的遺產全部捐獻國家，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為幫助國家渡過難關，他將家中的珠寶首飾和珍貴文物全都捐獻給政府。不僅如此，后來他還動員妻子將她父親留下的14件家傳古物捐獻給國家，這些古物都是稀世珍寶，有些屬國家一、二級文物，現珍藏在上海博物館。

1971年到1977年，他斷斷續續的多次參與全國“小水泥”會議籌備工作，常常冒著高溫和粉塵，深入企業作現場調查，對“小水泥”企業在實踐中行之有效的革新成果和管理方法進行總結和提高，和其他同志一起整理匯編成冊，在會議上散發交流，用以指導“小水泥”企業的技術進步。劉公誠為我國“小水泥”企業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消耗和減少粉塵污染等方面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貢獻。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劉公誠因為是“資本家”而成為批斗的對象，時常關進牛棚，每天掃地、擦廁所；劉公誠“資本家”的身份牽連到妻子和子女。“文革”期間，妻子徐景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心靈遭嚴重傷害。“文革”結束后，劉瀾濤同志代表中共中央統戰部正式公布劉公誠中共黨員身份，工作單位也給他補發工資五萬多元，但他把這筆巨款全部作為黨費上繳。

1986年，他以國家建材局科委副主任的身份，參加上海水泥廠技術改造方案論證會，在他的支持和專家的論證下，停建一座濕法窯，改為引進丹麥一條日產2000噸干法生產線，使上海水泥廠的生產技術水平取得顯著進步。

劉公誠生活上布衣粗飯，節儉度平生，平時很少買新衣，接待外賓時，常穿過去的西裝，社會上的高消費從不沾邊。

劉公誠工作中公私分明，為政清廉。給私人寫信時，從不用公家的信紙、信封；用公車辦私事時，歷來照章付款，十分認真；出差開會，會議上發的紀念品，他盡量推辭，推不掉的回來后全部交給黨委。

劉公誠的一生是為中國繁榮富強奉獻的一生，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他都堅守改名時的信念，一如既往地以公誠之心報效祖國，矢志不渝。在坎坷中，忍辱負重，心念國家。在恢復工作后，更是殫精竭慮，兢兢業業。

正如劉公誠在一篇日記中寫到的：“作為一個黨員，在對祖國和黨的事業這本賬上，只有支方沒有收方，我們不要做那種與黨講收支平衡的商販，而要做祖國的赤子，要將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