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中的新型經濟體，需要什么經濟學思想指導？是由以“三駕馬車”理論為代表的“需求側”來指導經濟運行，還是從以結構性減稅、放松政府管制等為手段的“供給側”來尋求良策？

在4月9日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第一財經電視辯論環節中，七位來自世界各國的著名經濟學家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學術層面和方法論層面的討論。

政府和市場邊界之爭

在需求和供給的學術探討中出現了一些分歧，但在實際的政策操作上，他們一致認為中國經濟應該避免過度刺激。

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稱，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中國過去幾年的傷害非常大。尤其是政府需求管理經常會抑制企業家精神，誘導企業家作出錯誤決策。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財苑）認為，中國應該更多地吸取西方主流經濟學知識，用凱恩斯主義主導的反周期調控。“再往前走的空間明顯收窄，換句話說4萬億2.0版出臺的可能性空間明顯收窄，而產生的副作用、社會不認同明顯增加了，這里并不否定前面4萬億投資的實踐有很多可取之處。”

賈康稱，我們4萬億里有明顯的結構導向，配出了一整套的所謂不同行業的種種要求，這都是在需求側發力后，供給側區別對待。但是總體來說仍然不清晰。

而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則認為，從某種意義來說，現在對當初由中國政府主導的4萬億經濟刺激政策造成怎樣長期的影響下判斷還太早。

“現在我們更多的是想辦法把當初4萬億投資所造成的長期結構性破壞等負面影響，通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盡量給它扭轉一些，到底最后是不是能軟著陸，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知道。”陳志武說。

陳志武在發言中分別對中國、美國和歐盟三種不同的模式進行了比較，“中國完全由政府主導，美國更多的由市場主導，歐洲介于兩者之間。實際上最好的一個案例是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這三種不同模式的國家做的事非常不一樣。”

“美國的痛是非常快的，但是很短暫的痛，接下來整個經濟尤其企業階層的復蘇，從2009年到現在一直沒有停頓過。而歐洲因為政府干預，特別是對勞工市場的干預比中國、美國多很多，所以到現在歐盟經濟體還沒有完全從危機沖擊中走出來。”陳志武說。

“我知道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決定。” 前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稱，不管這些決定稱作供給側改革還是結構性改革，從長期來看都要考慮到中國長期可持續發展，而且對中國來說一定要充分運用市場機制進行商品服務定價、進行資源分配，市場作用更加具有戰略意義。

“經濟刺激很有誘惑，但我希望短期經濟刺激不要阻礙中國長期的結構性改革。”他說，中國領導層必須要把自己眼光放在中國長期的經濟發展需求上，要提升經濟發展質量，而不是放在短期刺激上。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賓塞表示，現在中國希望減輕投資的力度，增加政府開支，增加家庭收入，如果政府需要干預，那么我覺得你首先要知道經濟的根本方向應該朝哪個方向走，然后用干預的方式讓經濟朝著那個方向走。

進一步淡化GDP導向

新一屆政府對GDP制定的“上下限”區間論引發了各界的討論和關注。主流看法認為，中國GDP的下限取決于就業的情況。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為，隨著第三產業占比增大，GDP所能創造的就業容量在增加，所以中國應該進一步淡化對GDP的關注。

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經濟學家羅奇認為，中國經濟放緩是好事，不是壞事。中國經濟放緩體現出一個重要轉變，就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

他分析到，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講到，2013年是中國現代歷史上第一次實現服務業（第三產業）成為中國經濟當中最大的產業。“當然他報告當中還有成千上萬條其他的信息，我就記住這一點。”羅奇稱，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第三產業的發展。因為中國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單位產出比其他產業多出30%勞動力投入，意味著在過去中國實現了10%經濟增長，就有大量的勞動力剩余。

“中國經濟增長如果是7.7%、7.5%，為什么不行？” 羅奇稱，如果我們把這個重心更多轉向服務行業，就可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我們不要過于狹隘地關注GDP，要關注剩余勞動力，去年的發展就說明這一點。”

張維迎也認為，今天中國GDP增長在一定范圍與就業沒有那么密切的關系。“中國2009年增長9.2%、2010年增長10%，大學生仍然找不到工作，但農民工非常短缺。這是一個結構問題，不是增長率能夠解決的。”張維迎稱，即使中國GDP增速達到10%，一些大學生仍然會找不到工作。

“我的意思是總理不要被就業問題嚇住了，好像沒有7.5%，中國就會出問題。”張維迎稱，影響就業的因素很復雜，不應該相信“就業唯GDP”這種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