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煤炭為代表的產能過剩行業到底有多慘？近期有消息稱，部分如僵尸狀的超困難企業基于存續等原因，刻意隱瞞真實財務數據，甚至涉嫌造假，以增加與銀行等債權人的談判籌碼。

姑且不深入探究上述案例是否為普遍現象，或者財務造假趨于何種程度，基本上可以確定的是，傳統的“以債養債”、“以產養產”模式繼續維系的難度越來越大，這對半市場化半行政化的去產能過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產能過剩從來就不是突發現象，對于周期性行業而言，鋼鐵、煤炭、遠洋運輸等行業早已陷入產能過剩泥潭，但要擺脫泥潭絕非朝夕之功便可實現。人們習慣于將鋼鐵、煤炭價格與白菜等日常消費品作比，借以闡釋相關行業的日漸衰微，在人們的意識中，山西就是煤炭產能過剩，而河北就是鋼鐵產能過剩。

粗暴的邏輯認為，以行政化手段強力干預產能過剩行業，輔助以兼并重組等市場化方式，逐步消化過剩產能。這顯然是比較理想的狀態，而如何在實操過程中平衡各方博弈力量則又是另外一回事，市場與行政、政府與企業、企業與債權人、企業與企業、企業與員工等，博弈無處不在。

以市場與行政為例，兩種力量應分別以何種配比參與消化過剩產能并無嚴格的量化標準，也不存在必然的主輔關系。打個簡單比方，一家連員工工資都無法正常支出的企業幾乎不可能通過完全市場化的手段尋求外部資本救助，同樣，一家處于寡頭壟斷地位的產能過剩企業也不可能繼續通過行政化手段獲取更多的額外資源。

從實務層面來看，具備國資背景的產能過剩企業，行政手段介入相對較深，但正是這些體量龐大的央企或國企，構成了過剩產能的主要來源。

再如企業與債權人，其間的博弈可能更為微妙，最本質的原因是，企業一旦破產，債權人便面臨嚴重的索債風險。于是，債權人既要適時適度的追討債務，又不能逼得太緊，甚至有時候還不得不繼續出資支援，以保證原有債權的相對安全。

以銀行的風險評估和貸后管理體系，大致掌握煤炭或鋼鐵企業的真實財務數據并不見得很難，關鍵是銀行停貸之后可能會造成更為嚴重的后果。特別是行政力量介入后，原有的平衡可能會發生傾斜，銀行等債權人與企業的博弈便更為微妙。實務中確實存在部分企業以巨額債務為籌碼，裹挾債權人的惡性事件，對于長期虧損的產能過剩企業而言，虧損與現金流斷裂之間僅一步之遙，虧損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可逆轉的現金流斷裂。

這并不是說銀行縱容企業造假甚至“指導”造假，而是說，在產能過剩這樣一個社會性問題面前，格式化、教條式的評價標準不一定適用。

若從社會層面審視煤炭、鋼鐵等困難企業則會發現，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博弈最難把握，這也直接令去產能過程步履維艱。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有些行業及企業越生產越虧損，生產越多，虧損越大，但就是不能不生產，不生產不僅僅意味著將市場拱手相讓，更意味著會造成大量人員閑置，引發社會問題。于是，鋼鐵、煤炭等產能過剩行業的主要企業一般都不會主動限產，希望其他企業先限產，這種局面不應該用道德標準予以評價，畢竟在大環境下，沒有一家企業過得比其他企業更好。

長期維持現狀肯定不是最佳方案，但最佳方案又是什么呢？或許造船業及航運業感受更加明顯，航運低迷，船廠與航運企業一邊忍受巨虧一邊說，“航運最低迷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實際上諸多案例表明，行業最低迷的時期不一定是大多數企業最困難的時期，反倒是市場預期行業即將復蘇的時候，企業才紛紛折戟，熔盛重工、*ST舜船及易主之前的長航鳳凰均是如此。

“以時間換空間”，據說這是目前產能過剩行業較為傾向的策略，其邏輯在于，行業終有復蘇之日，以連續虧損、借新還舊，甚至債務重整等方式“死扛”，被動奉行不大規模裁員、不大規模減產的策略，以期行業復蘇。當然，這種策略并不太符合當下去產能、去庫存的總體定調，更為重要的是，煤炭、鋼鐵等行業不僅僅是行業不景氣，而是產能確實到了嚴重過剩的地步。

有必要指出的是，當下各級政府及企業都在談去產能，但鮮有行之有效且可在全國或全行業推廣的具體實施方案。或許方案并不難制定，難的是去產能必然會造成利益重新分配，誰受益誰受損，或者說誰的利益應該優先保護，怎樣保護，頗費思量。

履新國資委主任不久的肖亞慶在今年兩會期間曾表示，去產能的思路是“多兼并重組，盡可能少破產”，他說任何改革涉及到職工利益時，要穩妥處理好員工利益。“我相信不會出現下崗潮，不會出現90年代時候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