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權威人士認為，“瓜熟蒂落”對于醞釀了一年多的國有企業頂層設計現狀是最好的詮釋。“自十八屆三中全會至今的一年多時間，國資委、財政部、發改委、人社部以及后來成立的國企改革調研組都進行了數十次的調研，對于國有企業改革的總體方案、指導思想、原則以及實施辦法已基本形成共識，其中包括對于國資分類、員工持股、混合所有制改革交叉持股比例等敏感問題”。

記者了解到，首批央企四項改革試點的幾家企業主要負責人也在方案制定過程中參與了討論。

上述權威人士表示，一方面關于國有經濟或者國有資本的分類，基本上形成共識，確定公益類、商業類兩大類。另一方面，在混改比例上，國企改革將進一步加大向民資開放力度，在競爭性領域，國資投資運營機構可以根據自身需要，或根據投資收益最大化決定引入戰略投資者，不要求絕對控股。值得關注的是，改革的另外一項重點內容，國有企業對于技術骨干、業務骨干和管理骨干的員工持股試點將會進一步擴大，在引入戰略投資者的同時，員工持股要優先于引入其他的戰略投資者。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陳清泰表示，分類是根據我國國有經濟的功能進行的，因此，國有資本應當分作兩類分別管理。而基于我國的特點，公益類分為具有政策性功能和具有收益性功能。政策性功能是作為政府實現特殊公共目標的資源，收益性功能則是需要獲取財務回報，用于民生和公共服務。

“政策性功能和收益性功能兩者之間的比例構成應該與時俱進地進行調整。”陳清泰認為，在經濟發展追趕期，政府特別關注的是政策性的功能，國有企業主要作為政府調控經濟的工具，發展戰略產業的拳頭，配置資源和推動經濟增長的抓手，這種發展方式大體適應了當時的發展形勢。但陳清泰同時指出，由于那個時代已過去，那種發展方式已不適合現在。現階段實現經濟轉型，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就必須弱化并在競爭性領域改變把國有企業作為“工具”“拳頭”和“抓手”的行政方式。例如一些曾經的“重要行業、關鍵領域”，已經成了競爭領域，與此同時，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很多方面也已發生變化。在此背景下，國有資本應及時轉向收益性功能，弱化政策性功能，并以投資收益作為公共財政的補充來源。

對于組建投資公司和資本運營公司，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會長、中國建筑材料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宋志平表示，從現階段來看，組建的金融機構以投資公司為主，少數為資本運營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國家國企改革總體方案還未出臺，但地方版的國企改革已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現階段已有超過20個地區發布了國企改革方案。具體來看，北京方案明確了首都國企改革方向，80%以上的國有資本集中到提供公共服務、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保障民生等領域。廣東提出，到2020年推動形成15家左右營業收入或資產超千億的大型骨干企業集團。上海方面，上海國資改革要經過3至5年的時間，除國家政策明確必須保持國有獨資的之外，其余企業實現股權多元化。天津方面則表示，到2017年底，重點集團至少擁有1家上市公司，經營性國有資產證券化率達到40%。

對于下一步國企改革路徑，陳清泰在16日舉辦的“國企改革：探索與前瞻”會議上表示，國企改革根本意義在于，將從根本上理順長期困擾我們政府、市場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這意味著，國有資本的預期效能將主要通過市場而不是行政力量實現，從而保障我國在保持較大份額國有資本的情況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陳清泰表示，此次混改需要有三方面突破：一是改善股權結構，在一般競爭性領域要放開國有股權的比例限制，國有資本可以控股、可以相對控股、也可以不控股，這個應該由投資運營機構根據自身的需要，或者是根據投資收益最大化來決定；二是需要控股的將股權適度分散給兩個或者幾個，形成向后制衡的股權結構；三是引進養老基金、社保基金、公眾基金等市場機構投資者，通過合理的股權結構，阻止大股東跨越董事會干預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