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產能過剩被悲觀論者用作看衰中國經濟的重要論據。去年以來，產能過剩這一問題多次被中央高層所強調，也一再被提上國務院常務會議的議事日程，化解產能過剩已是迫在眉睫。

那么，產能過剩的本質是什么？我國的產能過剩具有怎樣的“中國式特點”？如何進一步有效地化解產能過剩？針對這些問題，有媒體近日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昌文教授。

本輪產能過剩是全方位的

記者：治理產能過剩近來被提到新的政策高度，也是國際上對中國經濟最為關心的話題之一。你能不能分析一下我國產能過剩的特點？

趙昌文：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在市場機制比較健全的情況下，實體經濟供求會大體平衡。這種狀態下，一定程度的生產相對過剩，是保持經濟的買方市場的特征、促進企業改進技術、降低成本的基本前提，是正常的。

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實體經濟領域與金融等領域相似，也會出現泡沫，這就是我國當前產能過剩的基本性質。

基于這樣一個認識，化解產能過剩的基本思路就是讓泡沫變小，乃至完全擠掉。但要看到，化解產能過剩的過程中，從短期看任何經濟主體都不會得到好處，因為消除泡沫相當于社會財富和國民收入的凈縮水，因此不可避免地蘊含著一定風險。

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要堅持化解過剩產能，因為從長期看，這是繞不過去的坎，只有這樣才能防范和化解經濟中潛在的系統性風險。為此，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將化解產能過剩作為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繼續將其列為今年的六大任務之一，這些都是在超前布局和謀劃，旨在通過基于市場的政府努力，避免帶來更大的風險。

記者：現在產能過剩的行業主要有哪些？

趙昌文：實際上，這一輪我國的產能過剩是全方位的，除了極少數行業，工業和制造業領域基本都有產能過剩的問題。我們曾選取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光伏6大重點行業進行了深入的調研。得出的結論是“我國的產能過剩問題總體較為嚴重”。

在行政干預、投資沖動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我國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產能均快速擴張，但下游市場需求增速下降，導致新一輪的產能過剩。本輪產能過剩具有涉及行業廣、持續時間長、影響程度深、化解難度大的特點，已經成為我國當前經濟發展中面臨的突出問題。

從工業企業數據的統計分析看，我國產出效率處于較低水平。我們通過分析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固定資產、就業與產出數據發現，2000年~2007年各行業平均產出效率（本行業各企業投入產出情況與行業先進企業之比）在72.1%~73.7%之間，也就是說，這一期間在既有投資和從業人員的基礎上，產出規模還有近1/4的提高潛力。2008年以后由于缺乏統計數據，沒有辦法準確計算出平均產出效率，但從部分行業統計數據的分析看，產出效率仍處于較低水平。

記者：你提到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政府在資源配置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那是否意味著政府干預加重了產能過剩的程度，同時讓產能過剩變得更加復雜？

趙昌文：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直接介入經濟生活，甚至直接作為經濟主體（投資主體）參與經濟活動，這種情況更多地體現在地方政府身上。地方政府為了實現更高的GDP、更快的投資和財政收入增長等目標，自身就從宏觀調控的角色異化成了一種市場主體，而且可以不惜代價地完成預定的目標，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的前提受到極大干擾，自然也就無法消化政府行為所帶來的后果。

另外，中央政府也在通過各種產業政策加快產業發展。尤其是金融危機以后，各種產業的促進和振興計劃等相繼推出，在取得了一定積極效果的同時也助推了產能擴張力度。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必須主動參與治理產能過剩，引導企業形成合理預期，并和市場良性互動，推動過剩產能的化解。

打破“過剩、干預、再過剩、再干預”的怪圈

記者：按照你的思路，如果不化解過剩產能、任其發展下去的話，從負債率角度看，宏觀經濟的泡沫會吹得更大，導致潛在經濟風險發生的概率更大。你能否進一步解釋一下泡沫經濟論？

趙昌文：盡管學術研究常常把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分開，但二者在現實生活中其實是一體的，根本無法以一個清楚的界限截然分開。因此，從整個經濟系統的角度看，泡沫經濟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出發點，這才是問題的本質。

具體到產能過剩問題，由于助推產能過剩的投資基本來自于企業對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負債，在當前產能過剩的背景下，絕大多數行業的平均利潤率較低，企業盈利能力不強，負債率不斷上升，所以，存在著部分企業停產，甚至破產倒閉和員工失業的風險。如果這樣，就有可能將企業內部的風險傳遞到外部。

與此同時，由體制性因素和房地產繁榮等多個因素導致的地方債務風險已經比較嚴重。雖然自2010年以來開展了對地方政府性債務的集中治理，但地方政府性債務規模仍在大幅膨脹，債務結構也急劇惡化，債務風險繼續快速累積。

所以，當前中央提出要高度重視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產能過剩，既是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防范和化解潛在經濟風險的必然要求。

記者：你認為未來治理產能過剩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趙昌文：目前已經出臺的“四個一批”的總思路，雖然從總體上提出了化解產能過剩的方向、目標和任務，但具體執行上尚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造成產能過剩的原因除市場因素外，還有體制機制、發展方式等深層次原因，因此，從根本上打破“過剩、干預、再過剩、再干預”的怪圈，必須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構建防范和化解產能過剩的長效機制。為此，必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短期目標與長效機制、“一刀切”與“差異性”這三方面關系。

從總體上講，要充分發揮政策、法律、標準的引導、約束和保障作用，建立以市場機制為主導，市場調節與政府調控相結合，中央部門之間相一致，中央與地方之間相一致，國企與民企之間相一致的公開、公平、公正的綜合性、系統性、協同性政策體系，以逐步化解過剩產能。

解除企業退出后顧之憂

記者：化解過剩產能必然涉及到企業退出。目前，我國這方面政策體系并不完善，你怎么看待企業退出的問題？

趙昌文：企業退出政策是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的重要手段。企業退出與產能退出密切相關，但又有區別。產能退出意味著相應產能的消減，而企業退出如果是關閉停業的形式，則會伴隨著產能退出；如果只是轉產或兼并重組，短期內并不一定伴隨產能的消減。

在產能絕對過剩的情況下，只有讓一部分企業退出該行業的生產，才能真正去產能。當前，我國應對產能過剩的政策體系還不完善，過去的各種政策主要強調企業做大做強，對困難企業或行業進行幫扶的政策較多，而幫助企業順利退出的政策較少，需要在未來加以完善。

記者：你提到要減少政府行政干預，那么在退出體系建設和完善的過程中，政府應該主要在哪些方面發揮作用？

趙昌文：企業有進有退是市場經濟下的必然現象，也是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條件。“退出”主要是企業的自主選擇，政府的職責是創造完善的市場環境，降低企業的退出成本，使企業進入和退出更加順暢。

這個過程中，政府主要作用在于減輕企業的社會負擔。例如，要分類制定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退出的人力資源政策。對國有企業，重點解決離退休職工的屬地社會化安置問題，糾正過去對分流人員補償金標準偏低的不合理現象，避免過去一次性“甩包袱”造成的各種群體性事件。對其他企業，重點在于保障企業關停并轉后不發生拖欠員工工資和社會保障費用。另外，對年齡較大的再就業困難人員，應加強基本生活保障。這部分支出應作為企業退出扶助基金的主要用途之一。

此外，還要提高社會保障統籌層次，進一步便利勞動力跨地區、跨行業轉移，促進勞動力市場良性運轉，解除企業退出的后顧之憂。

引導國有資本從過剩領域退出

記者：你認為當前建立和完善企業退出政策體系的重點環節是什么？

趙昌文：公司法、破產法等相關法律是我國企業退出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法律基礎，除此以外，財政稅收、資源環境等政策也都涉及企業退出的相關內容。

企業退出應主要利用市場化手段，發揮市場經濟的倒逼機制，包括準入條件和運行標準的設定及動態調整，以及財政稅收政策的合理引導。即使是對產能過剩的行業，也應慎用行政性強制退出措施，盡可能減少由政府直接決定產能過剩行業并進行關停等行政行為。

另外，要通過國有資本戰略性結構調整引導國有資本從過剩領域退出。上世紀90年代出現的以紡織行業為代表的產能過剩，最終通過國有企業改制重組、國有經濟有進有退得以化解。

當時多數退出的企業已經資不抵債，難以繼續經營，歷史欠賬多，職工安置壓力大，政府為此支付了巨額改革成本。當前，以鋼鐵、建材、化工等重化工行業為代表的產能過剩領域，恰好是上一輪國有資本大規模進入的領域，仍需要國有資本戰略性結構調整才能得到化解。這應借助于資本市場實現新一輪國有經濟布局調整來實現，要退出的企業可以“靚女先嫁”，選擇部分上市公司逐步減持股份，收回資本后立即轉投到新的需要國有資本發揮更大作用的領域。政府可以不干預企業的具體生產和經營。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并沒有認識到產能過剩問題的潛在風險，甚至不認為這是一個多么嚴重的問題。雖然我們一再指出，主要依靠市場機制的力量，但不正確的認識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化解產能過剩的進程。對于部分地方來說，也許需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