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產能合作被視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內容，然而，中國社會常見的毛病之一就是“一窩蜂”，在國際產能合作和“一帶一路”建設中也不例外，一提“國際產能合作”就一哄而上。因此，要想有效結合國際產業合作與一帶一路建設以實現提升我國經濟的目的，我們特別需要理清以下基本原則性問題：

防范自廢武功

首先，在出口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兩種手段上，我們要合理布局，以免“國際產能合作”淪為中國經濟自廢武功，甚至淪為資敵。我們需要時刻牢記，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國際產能合作并不例外；我們的目標是可持續地擴大和保持我們的海外市場，向海外轉移產能并不是我們的目標，只是為了實現目標而可以使用的手段之一，出口（包括貨物貿易出口和海外工程承包等服務貿易出口）同樣是可以使用的手段，而且任何正常工業化國家的出口貿易規模都比直接投資規模大得多。不僅如此，由于海外直接投資風險大大高于出口貿易，因此，其它條件相同，出口手段優于海外直接投資手段。如果我們的指導思想不清楚，不能明確上述兩項原則問題，我們的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就很有可能淪為自廢武功，甚至是扶植我們的競爭對手。

冷靜全面看待國內產能過剩問題

其次，冷靜全面看待國內產能過剩問題。廣義的國際產能合作包括基礎設施和制造業兩方面內容，如果采用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只要對方有足夠清償能力，按通行商業原則進行，水電、火電、核電、道路、港口、電信等基礎設施的產能輸出就沒有太多經濟方面潛在后患；但在制造業方面，近兩年社會上流行的“輸出過剩產能”說法完全錯誤。

不錯，粗看之下，我國不少制造業產能利用率不高，“一帶一路”之所以被視為過剩產能走出去的重要途徑，蓋源于此。然而，一個項目是否構成“重復建設”，不能純粹從工藝設備角度測算最優經濟規模，要按生存法判斷。不能以過了一定的年限是否有許多設備、工廠被淘汰來判斷是否構成了重復建設和浪費，而是要看這個時期里面它的投資是否已經收回而且贏得一定的利潤。如果這樣的目的達到了，即使工廠淘汰破產，這種所謂的“重復建設”在經濟上面也是合理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制造業是在一個開放的市場上面向全球市場生產，而不是僅僅為國內市場生產。在判斷產能是否過剩的時候，我們不能僅僅以國內市場容量判斷是否過剩，尤其不能以蕭條時期的國內市場判斷是否過剩。要在開放的全球市場上，看包括海外在內的整個市場需求是否與我們的產能匹配。尤其不能僅僅看到蕭條時期，還要看到未來景氣時期，產能能不能夠為未來的景氣時期做好準備。尤其重要的是，如果說原來中國經濟的目標很單純，就是“趕超”；那么，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第一制造業大國和貿易大國，我們的目標已經從單純的“趕超”轉向兼顧“防范被趕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可向競爭對手拱手讓出市場。

就全球化銷售的產業而言，如果產能相對于一個全球化的市場已經過剩，那么，這部分產能無論是位于中國還是在海外，它都是過剩的；把它從中國搬到海外，除了損失我們的就業、稅收和產業基礎之外，基本上沒有任何別的效果。

不僅如此，制造業發展需要的環境在很多國家并不具備：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人力資源、土地制度、達不到規模經濟效益……缺一不可；我國“一帶一路”計劃涵蓋的國家多數是發展中國家，這方面欠缺更為突出。這樣，我們很多企業搬遷出去之后效率很可能會大大下降，未必能夠經受得住開放環境下國內、東亞同行的競爭，那時候又會給我們留下一堆棘手的麻煩。

協調國內外投資

從更高層次上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無疑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綜合國力取得長足發展的結果，也是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相對地位上升的表現，更有助于提升我國對外經貿的效益和層次。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對外直接投資也不例外，其最大潛在風險就是可能帶來國內產業的空心化而最終削弱我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后勁。19世紀后期以來英國對外投資持續高位，國內投資卻長期低迷，陷入高儲蓄、低投資局面，成為食利國，這個近代工業革命的故鄉由此錯過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會，從工業化的潮頭落伍，我們不可重蹈覆轍。在我國國內，溫州資本遍天下而溫州經濟社會發展深陷瓶頸，曾經實體經濟活力充沛的溫州在相當程度上變成食利地區，已經向我們敲響了警鐘。

不僅如此，對外直接投資持續高增長還有可能損害我國平衡區域發展的努力。我國不僅總體經濟發展水平仍然落后于發達國家，而且區域經濟發展高度不平衡；不僅在總體上仍然需要通過持續的高水平投資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的目標，而且需要通過投資在國內的區域間梯度轉移延長實物資本的生命周期，并縮小區域發展的落差。盡管我國已經出現了相對的資本過剩，但相對過剩資本在不同區域之間的分布極不平衡，中西部和農村地區相對過剩資本總體上相當稀缺，甚至不存在，仍然處于絕對的資本短缺之中。在國際背景上考察，當中國沿海發達地區的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喪失成本競爭力而需要轉移時，我國中西部地區實際上要與越南、菲律賓、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競爭這部分資本；倘若沿海發達地區的相對過剩資本（包括內資和外資）出于單純逐利動機赴海外投資，就無異于剝奪了國內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機會。由于我國需要通過提高工資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矯正過低的消費率，沿海發達地區的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將加速遷移；對于其中面向海外市場的企業而言，當他們選擇遷移目的地時，越南、菲律賓、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沿海地區無疑比中國中西部地區擁有區位優勢。因此，沿海發達地區資本外流損害中西部發展機遇是我國面臨的現實風險。

同時，考慮到2015年以來資本外逃壓力已經相當沉重，對中國宏觀經濟穩定構成了現實的威脅，且其中不乏打著“對外直接投資”招牌者，我們在“國際產能合作”旗號下推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尤其需要注意防范渾水摸魚。

合理規劃布局

綜上所述，在國際產能合作問題上，對基礎設施產能輸出和制造業產能輸出需要采取不同策略。推動基礎設施產能輸出，進而帶動相關裝備輸出，這一策略沒有問題，值得大力推進。許多境外投資基礎設施能夠大大便利中國貿易，在中南半島，往往是中國的路修到哪里，“中國制造”和人民幣就流到哪里。對巴基斯坦的基礎設施投資還有助于增強巴基斯坦國力，防止南亞次大陸實力格局過度傾斜。而且，某些境外投資基礎設施項目的產出還能夠大量返銷國內，滿足國內需求。如電力產業，近年我國電流進口總體呈增長趨勢，電流出口則波動不定，增長、減少年份都有。從現在我們投資和進口發展趨勢來看，我國電流進口將持續較快增長。實際上，密松水電站、俄羅斯遠東水電等項目都是著眼于海外投資建設電廠、電力返銷國內，國電集團也計劃在俄羅斯遠東投資建設巨型煤電廠，所發電力返銷國內。

在制造業產能輸出方面，我們不能一刀切講“輸出過剩產能”，應當滿足以下條件之一，對外直接投資才有價值：

一、產品重量大、價值低、其國際貿易受運輸成本影響較大，因而銷售半徑有限，無法通過國內生產出口而占領海外市場。一般而言，啤酒銷售半徑不宜超過500公里，水泥之類建材的銷售半徑也比較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對外直接投資就是不可替代的選擇。《國務院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第九條提出要“結合當地市場需求，開展建材行業優勢產能國際合作”，確屬實事求是。

二、能夠利用東道國不可替代的資源優勢、區位優勢，或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優勢。

對于我國某些喪失成本優勢的勞動密集產業的某些環節而言，這是必須邁出的一步，他們需要在東南亞、孟加拉國之類國家尋找廉價勞動力。中亞、俄羅斯某些資源的加工也有較大發展前途。

需要指出，國內產業產能過剩原因不同，需要區別處理，對癥下藥，方能收效。有些國內產業貌似“產能過剩”，實際上是原料不足，出口市場沒有打開，典型如煉油產業。2013年，全國煉油能力利用率為67%；按照現在已經在建的煉油廠計算，2015年我國煉油能力將達到7.4億噸，2020年將達到9.1億噸，平均開工率67%。對這種情況，國內淘汰低水平、高污染不達標煉油廠是正確的，盲目要求推動企業走出去在海外投資設廠是錯誤的，因為煉油廠投資浩大，沉沒成本驚人，商業性風險和政治性風險都很高，對人力資源要求也高，還要經受開放市場下的競爭。對這種情況，更應該做的恐怕是與阿拉伯等產油國協商，增加其原油在中國煉制的數量，開展和擴大石油加工貿易，那樣對我們更有利。

本文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