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背景下怎么看中國經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十三五”經濟年均增長至少要達6.5%。李克強總理表示，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需要今后5年經濟年均增長6.5%以上。可見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這是中共高層確定的今后5年的經濟工作目標。

中共五中全會和十三五規劃建議已對宏觀形勢有深入分析。現在全球關注中國經濟的變化正在呈現清晰的脈絡，被認為是中南海智囊團成員之一的新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著名經濟學家劉偉，近日應本報之約發表觀點認為，基數效應使得中國還會有一段中高速增長期，中國在投資和消費領域還有巨大的增長潛力。他同時表示，實現十三五規劃中的約束性目標和預期性目標，問題都不太大，但對于體制目標能否如期實現，有較多憂慮，這包括市場化和法治化。這兩方面如果差距比較大，將可能回過頭來影響發展目標的實現。因此劉偉提出，千萬千萬不要忽略了實現十三五規劃所要求的體制條件。

需要與可能的真正內涵

《華夏時報》：我們看到北大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的年度報告提到中國經濟下行趨勢明顯，您關于“中國經濟轉型有三個特殊”的論述也引起外界關注。此外，中國三季度GDP數據準確性引起經濟學家們質疑。綜合分析這些信息，我們能否看到中國經濟變化的明確走向？

劉偉：涉及這個問題的，首先是大家很關心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對此，年初《政府工作報告》里有一段話做了闡述，其要義是，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速，兼顧了需要和可能。這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相銜接，有利于增強市場信心，有利于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就“需要”而言，我們可以理解為經濟增速下行的下限；就“可能”而言，我們可以理解為能夠承受的經濟增速。決定一個國家在某個時期經濟增速最重要的因素，是就業目標。它反映了奧肯定律（奧肯定律描述了GDP變化和失業率變化之間存在的一種相當穩定的關系）。所以，《政府工作報告》里強調穩增長更是為了保就業。據此，今年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目標確定為4.5%，再考慮到城鎮就業人群的平均工資水平不能下降，我們必須創造出每年2000萬個就業崗位，因此最近若干年內中國經濟增速可能至少要達到6.5%。

經濟學理論里還有一個大家所熟悉的提法——菲利普斯曲線（通脹率高時，失業率低；通脹率低時，失業率高），據此，確定一個國家某個時期經濟增長的上限，要看相應發生的通脹率。在中國，假如經濟增長率不超過8%，則通脹率就不會超過3.5%。

中國十三五規劃中提出的經濟增長目標是，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發展理念，在未來5年期間保持平均接近7%的經濟增速，以實現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綜合十二五平均增長率計算，今后5年中國經濟年平均增長率只要達到6.5%，就能實現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

這就是所謂“需要與可能”的真正內涵，也是中國未來5年經濟增長的最明確走向。

增速降低并不可怕

《華夏時報》：我們注意到，雖然官方提出中國將采用更為嚴謹的IMF統計方法，但10月份經濟學家們對官方所說三季度6.9%經濟增速的準確性表示質疑，認為在總體增速和分項數據之間明顯不符，因此懷疑GDP增長不夠穩固，今年實現7%左右的增長目標面臨越來越多的困難。您怎么看？

劉偉：這種質疑，可能源自于我們的經驗以及我們數據之間的邏輯關系，似乎存在著某些不順暢的地方。因為當經濟增長6.9%，而制造業增長才6%多一點，第三產業增長8%多一點，農業增長3%多一點，再綜合其他數據，得出的結論似乎難以解釋或支撐6.9%。我對這種質疑表示理解，這可能需要我們在統計方法變化和透明度上再認真推敲和探索。

但從統計學的角度看，真實的經濟增長率并非統計造成，統計只是增長的一種現實的反映，其有失真有偏差本屬正常。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無非有兩個；一是不要過度修正；二是即使存在偏差但只要形成偏差的方法是一貫的，則相關數據就具有統計意義。

當然，統計方法如何提高科學性、透明性、準確性、客觀性，這是一個需要長期探索的問題，尤其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各種復雜性。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擁有如此規模龐大、數量眾多的統計調查對象，也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經濟高速發展，變化如此之大。中國的統計工作面臨著統計客體快速變化的問題。中國的統計所要反映的經濟社會生活變化如此之快，以至于統計工作要把這些情況都說清楚，都反映準確，往往實屬不易。

中國進行的三次經濟普查，每次普查結果，GDP總數都比正常的國民經濟核算的GDP數據要多出許多，主要集中于第三產業。這說明，中國的產業結構需求在不斷變化中，這是后工業化的特征在中國開始顯現。第三產業體制的業態、機制的不確定性，導致統計工作經常缺少客觀性或準確性。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結構比重的變化，要求我們不應再簡單用過去的經驗來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而需要做出一些新的調整和說明。這方面如果尚未能做到位，導致人們提出質疑，這很正常，也可以理解。

關于當前的經濟增速，有必要說明的是，它是不是6.9%，或者這個數字是否掩蓋了一些問題，要看整個國民經濟的承受力。現在這個數字和過去比確實不夠高，但國民經濟運行和社會如果能承受得住，就說明這個經濟增速比較有根據和比較真實。我們的考慮不外乎失業率能否承受。如果6.9%比真實情況低，則真實的失業率狀況就會壓力比較高，但我們現在感受到的真實的失業率狀況是怎樣的？社會對失業率的承受程度會怎樣？雖然經濟增速降低，但第三產業增速和占比增加，經濟結構這種變化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和就業吸納能力可能反而比過去增多。另一方面，伴隨體制結構的變化，城市經濟中非國有化成分越來越多，承擔就業的壓力也得以分散，這也提高了全社會承受失業壓力的風險。

《華夏時報》：有分析認為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速只有4.5%左右。

劉偉：真實的數據確有可能如此。說老實話，就算是4.5%、5%，都不用怕，關鍵還是要看經濟的實際承受力。

《華夏時報》：經濟增長放緩是否加大了政府統計工作人員在讓經濟數據達到目標方面面臨的政治壓力？統計數據不精確將給決策層提供有誤的信息，這個問題您怎么看？

劉偉：對，統計數據是決策的重要根據。但如果說現在的真實數據是4.5%，那過去的所有數據都應按4.5%數據的統計方法全部加以修正。而假如按這種方法加以修正，則今年的數據就不一定是4.5%。因為只有連貫、統一地觀察動態數據才具有科學性。

政府調控應當該出手時就出手

《華夏時報》：政府的明顯干預也引發了外界對中國讓市場在經濟中發揮更大作用承諾的質疑，計劃思維的慣性作用是否依然很強大？

劉偉：根據中國經濟這么多年改革與發展的經驗來看，微觀經濟應該是由市場起決定作用，但宏觀經濟中的一系列市場失靈問題，則應由政府主導。所謂體制完善，核心問題就是解決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問題，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體制改革的目標。我們現在特別關注的十三五規劃，不僅有一系列的發展目標要實現，更重要的是有一系列的體制改革目標要實現。這二者實際相輔相成。

政府干預現在是否過多，有兩個層面的問題要討論。

第一，如果政府介入的是政府宏觀調控和市場失靈的部分，這種干預就不能說其過多或是過少。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說到底是政府和企業的關系。這些年企業改革、價格改革的路走得比較快，而政府職能轉變和政府改革的路走得相對比較落后。現在不是政府干預過多過少的問題，而是政府干預是否應當的問題。

市場失靈，比如基礎設施建設、基礎教育、環境治理等等方面的長遠發展問題，政府沒怎么去干預或承擔責任，反而推給了市場，就會帶來種種混亂。

第二，不只是要看政府的干預當做不當做，還要看經濟發展的周期。當市場因危機發生而失去信心的時候，就會要求政府擔任更多角色。西方經濟學界認為本次經濟危機的應對中，中國各級政府的經濟干預特別是投資方面的干預，有比較強的能動性，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的一種優勢。但這種優勢能否長期化，現在還不好說。但作為應對危機的一種優勢，是必要的。

我們現在主要評價的，不是政府干預過多還是過少，而是政府干預的方式是否合乎市場經濟的要求，是否合乎法治的要求。

切勿忽視體制的條件

《華夏時報》：十三五規劃是全世界非常關注的有關中國在未來5年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劃，也關注誰在幕后為大國提供藍圖策劃，誰在推動中國的經濟與市場決策進程？中國領導層的核心目標，政治與經濟目標的優先次第安排分別是什么？

劉偉：十三五規劃對于中國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在時間節點上已沒有彈性，在實現中國小康社會的全面廣泛性上也已沒有退路，必須百分之百實現。所以十三五規劃提出發展方式必須轉變，否則既定目標將難以實現。為此十三五規劃同時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其核心理念就是創新，這包括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沒有創新，就不可能有發展方式的轉變，也不可能有產業結構的升級，更不可能有經濟增長動力的改變。創新的核心是制度創新，是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的創新，說到底，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五大理念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公平與效率的問題。

《華夏時報》：這兩個創新推進的速度似乎并不是很快。

劉偉：現在大家最擔心的問題就集中于此。因為只有這兩個創新加快推進，才能有發展方式的真正轉變，只有發展方式的轉變，才能有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的解決，經濟才可能實現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增長，只有這種增長，中國才可能真正穿越中等收入陷阱。

《華夏時報》：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基礎條件是什么？增長的方向是什么？增長的機會在哪里？中國經濟繼續領先世界的優勢在哪里？

劉偉：中國現在仍是個發展中國家，所以才可能有中高速增長。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仍處在重要的戰略發展機遇期。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后期和城鎮化加速期，這表明中國經濟結構在迅速發生變化，會出現一系列新的結構變化的特征。因此，沒有理由懷疑中國經濟會出現長期衰退。

處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加速階段，這就是中國經濟繼續相對領先世界的優勢所在。基數效應使得中國還會有一段中高速增長期，中國在投資和消費領域還有巨大的增長潛力。

從理論分析上看，現在并沒有充分的理由證明影響中國潛在自然增長率的因素發生了大幅度的變化。勞動的增量、資本形成的增量、效率提高的增量中，只有勞動的增量速度開始放慢，但仍是正增長，而資本形成的增量應當說很強勁，效率的提高雖然不盡如人意，但總的來說仍在提高。

《華夏時報》：對于真正實現十三五規劃所確定的發展目標，您有何建言？

劉偉：千萬千萬不要忽略了實現十三五規劃所要求的體制條件。實現十三五規劃中的約束性目標和預期性目標，問題都不太大。實現規劃中的經濟指標，把握還比較大。但對于體制目標能否如期實現，我有較多憂慮，這包括市場化和法治化。這兩方面如果差距比較大，將可能回過頭來影響發展目標的實現。

體制改革有一個艱難的歷史的過程，需要下決心加以推動。